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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一个最该诅咒的朝代
这是一个怪异的朝代，一个蛮骑，十三付铠甲，在一个大时代的混乱缝隙中硬生生地把身前比自己庞大数十倍的无上皇朝推翻在地。在击败汉族天下的大明之前，清朝首先击败并征服了蒙古，这同样是一个历史的奇迹，比他强大的西藏和朝鲜最终的臣服，证明了这个蛮夷民族的武功。但是奇怪的是，蒙古和西藏却是满清最为依仗和看重的，满清的头目不惜因此降低自己的萨满教地位，而凭借藏传佛教来羁縻蒙古和西藏的王尊贵族，征服过程中，他们没有对汉族和朝鲜这样更为先进的儒教政权有任何的耐心与宽容，但是却表现了最大的善意和逢迎给蒙古与西藏。
你可以在北京看到雍和宫，那里的香火至今鼎盛，喇嘛白胖衣着光鲜，而隔街的国子监里，孔夫子又是何等的清寒。再想想承德，那里是清朝各头目为防蒙古王公觐见时的顾虑（防进京染天花）以及表达对西藏达赖的尊崇而修建的避暑行宫，更恰当的形容，是满族头目和蒙藏头目的联谊场所，金碧辉煌，殿宇参天，你是不可能看到他们曾经哪怕是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和诚心优待汉族士人的，即便是比明朝更早被他们征服的朝鲜，也一样不能够在满族那里得到多少礼遇。同时，蒙古贵族可以封亲王、贝子、贝勒，汉人呢？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那一类，最终注定要把王号注销而且居功至伟也一样逃不掉兔尽狗烹的下场，还被满清官史抹得臭不可闻。即便是功劳如曾国藩李鸿章，满清也是狐疑猜忌，名号上他们还不及养马的蒙古王公。为什么这样？假如用人来打比方，满清好比是好勇斗狠的小流氓，先打败了同样打架为生的蒙古，又逼得跟着秀才（明）的书童（朝鲜）就了范，最终趁着秀才家里起火终于夺了秀才的大宅院，堂而皇之地搬进去，那么此时的他，最好的帮衬和伙计，自然就是道性相近的蒙古，而秀才的书童和家人，他们打心眼里是瞧不起的。
明朝是遭了报应的，但是很不幸，这个报应落在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中，我们从此被这个愚顽却又奸诈的满清统治集团，窝窝囊囊地委曲求全了二百七十年，什么都耽搁了，整个民族被耽搁了。这个报应，就是对民族知识阶层的凶残和无良的报应。我们难以忘记整个古代历史中汉族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是在怎样的凄惨中仓皇地死去……没有文臣为他殉死，没有卫士对他示忠，没有人告诉他其实故宫里还有七百万的藏银……只有个王姓太监陪着他孤苦地从景山远眺紫禁城的硝烟，农民无产者朱元璋的系列统治者，残杀儒生，虐待大臣，特务制度风行，整个文官体制用无效率和背叛、无能给予了这个汉族管理集团最恰当的回报。满清统治者是那么地清醒，他们看到了问题所在，要想在中国有一个坚定而凝固的统治中坚，对知识阶层的处置和对亿万农业从业者的安置是统治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满族政权先后设立了四块禁区，严禁一切汉民迁移耕作，其中包括关东三省，台湾，新疆和绥远、察哈尔。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个骨子里落后愚蛮的统治集团，从本质上讲，直到20世纪之前，在本质上，其实都还是一个部族政权。关东三省从秦以来，就是大中华的一部（秦长城的东端直到大同江），一个崛起于长白的小部落，心底里总还是摆脱不了“外来政权”的阴影，所以始终把一大片的中华领土留做自己的退路和“后院”；至于台湾，那是因为明的残余在郑氏退出政治舞台后依然时有复燃，管理难度过大；新疆，那是因为那里水土丰美，物产富饶，满洲人立意要将那里留做未来满洲后人的拓展之地，所以不许汉族前往；而绥远和察哈尔的禁区的设立，则是为了在蒙古和汉人之间，划分出一条隔离地带，因为汉蒙无论是融合还是摩擦，都对满族统治不利。以上的做法，其实验证了上面说到的事实：满清政权是历史上私心最重气度最窄，同时也是本质最落后的部族政权。
这样做法造成的事实是，中国人不再将一些地带看作是中国了，当时中国人的看法是，所谓中国只是本部十八省，以至于当阿古柏的浩罕国在沙俄帮助下侵夺新疆时，连李鸿章这样见识的大员都认为“地非枢干，割亦何妨”，好在左宗棠力主武力解决，收回新疆，抚平甘肃回部叛乱之后，禁区的大门才算微微开启，汉人可以向玉门以西迁移了。
无论台湾还是西域之新疆，或者白山黑水，那都是自秦以降，历朝汉族政权势力所及，但是从满清开始，这些地域的发展停顿了，甚至可以用荒凉来界定；汉唐自不必说，即便是明朝，自成祖始，放弃哈密以西，但是汉族文明和西域的交流从未中断，贡奉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始终确保着文明间的沟通和交往，保护着各自的发展步伐，滑稽的是，在满清表面的大一统下，这种发展反而停滞不前了，何其荒诞，满清的愚顽和促狭可见一斑。
历史当然不是由某些个别人物来推动的，但是历史人物往往会作为历史的偶然因素深刻地影响大趋势的走向。外评价满清政权说：满洲人出乎意料地顺利接手中国统治权，他们发现了汉族文明令人震惊的先进程度，因而他们没有任何求变的思想，他们把原有的中国文明“放在了透明的玻璃瓶中”“任其发酵直到腐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恰恰体现了某些特殊个体可能对一个庞大文明所能起到的特殊作用。
总结起来，他们最大限度地拓展他们的私心和部族空间。首先，如前所说，拉拢蒙藏，结伙挟制汉族为主的原华夏文明。其次，对最可能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士族即读书人的阶层，以骇人听闻的方式予以拉拢打压和残杀。
文字狱就是由这几位被近来的人们捧为“大帝”的家伙们推向颠峰的，中国文人的骨气自此被打击得销声匿迹，中国的脊梁软瘫了。回想起在永乐面前“诛我十族又怎样”的硬脖子方孝孺；正德皇帝棒杀苦谏不断的大臣和万历年间不依不饶地和皇帝搞“大礼议”的众多文臣，中国坚守儒道风范的硬骨文人，到了满清基本算是绝种了……为文字狱举例是多此一举的，只要看看这道满清政权造成的让人不寒而栗的创举对时至今日的影响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罪孽的深重……我们的民族的脊梁，正是在这个朝代里，彻底地垮下去了。
清代比以往朝代更决绝的做法是用法规堵住读书人的嘴：在各府学县学都设立明伦堂，堂前依法必定要立一块卧碑，镌刻三道禁令：
一、生员不得言事。
二、不得立盟结社。
三、不得刊刻文字。
在世界的另一边呢？和雍正、乾隆同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正在向争取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方向努力进发，活版印刷日益改进，羊皮书已经变成古董，知识、思想的共享和碰撞，正在成为工业文明爆发的前奏。
在满清之前的明朝呢？生员也可以直接上书皇帝（即便是严词批判皇帝也往往拿他没法，因为怕他们“沽直取名”），御史谏官可以让权相张居正也要跑到他家里“握手泣告”，虽然那一样是一个特务横行的黑暗时代，但是那一点点的火光，到了满清几位“明君”手里，也就彻彻底底地湮没了，又岂止是湮没？简直就是大踏步地后退，直退向我们这个民族不愿见到的彻底的黑暗中去。打压之外是拉拢，满清统治者满怀惊喜地重新发现了科举的魅力，也正是在清代，中国的知识阶层彻底沦为皓首穷经的无用废物，社会的推动转而交由暴力阶层来完成，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什么时候，我们都明白。
每当看到阎先生滔滔不绝地在百家论坛上讲述清朝十二帝的功过得失，心里总有莫名的悲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从骨子里抹掉“皇帝历史学”，我们的民族在经历满清统治之后，270年的亡国史我们已经彻底淡忘，我们的民族曾经死去了270年，我们却都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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