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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道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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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俞志慧 一 韩非，约在公元前280—前233年在世，据《史记·韩非列传》载，非为“韩之诸公子”，这个显贵的地位和接近权力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他思想和学说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生长于深宫之中，不可能与广大的民众甚至中下层官吏声气相通，这就决定了他的学说很难有那些与他相先后的儒家、墨家、农家那样具有着显而易见的平民色彩，其服务的唯一对象只能是君王，所思所想也不外是维护君王地位的巩固和权势的独尊。 由于同样的原因，特别是战国末期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权力斗争的残酷和激烈，宫廷之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韩非长期浸淫在权力斗争的中心，熟谙官场斗争，对官场特别是宫廷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目光所及尽是邀功取宠、弑君篡位之徒，许多人把所有的聪明和机巧全用在了权力斗争之上，官吏们为保护自己，打倒对手，躲过风头，积蓄力量，卷土重来，手段之恶劣无所不用其极，压迫得人性的负面无限膨胀。这种人性的负面在韩非面前的充分展开，使他整日整月整年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人生的欢乐和舒畅，有的只是算计人的刻薄和怕被人算计的恐怖。囿于生活经验，在韩非的心目中，误以为这就是全部生活，这就是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性自然是恶的──而人性恶正是韩非全部学说的逻辑起点。对人性恶的极端恐惧成了韩非转嫁恐惧的强大内在动因，又由于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了恐怖在人心深处所造成的巨大震慑力量，韩非清醒地认识到制造恐怖和增加恐怖在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游戏中的作用，于是“惨礉少恩”成了韩非学说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点又外化为《韩非子》五十五篇峻刻、犀利的文风。 同时，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强凌弱、众暴寡、大鱼吃小鱼或者一群小鱼聚集起来吃大鱼的特定历史事实又成了韩非最深厚最现实的知识底蕴，在《韩非子》全书中到处充满着这样的故事。这些知识积累和他的人生经验互相印证，这就使他有理由以充满恐惧和疑忌的目光打量周围世界。 《史记》本传说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钱钟书把这种口吃而善著书、笔札唇舌若相乘除的现象称为心理学上的“补偿反应”。（《管锥编》第一册“老子韩非列传”）一个天资聪颖、观察深刻、思想敏锐的人偏偏要遭受“不能道说”之苦，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他（她）对自己学说的构建，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生理上的压抑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释放和排遣，必然会加重韩非本已无法承受的“说难”、“孤愤”，强化他人生的凝重、苦涩感和对现实世界的疑惧，动摇乃至丧失他对人性的最低限度的信任。这里好有一比，韩非的前辈商鞅（约前390──前辈338年）当年在魏国不仅得不到重用，甚至于除了公叔痤以外压根儿就没有人把他当回事，这对于一个表现欲和权力欲极强的人来说，是多么寂寞和痛苦的事情，如果有朝一日有机会获得补偿，自然是要加倍地施与人痛苦的。历史告诉我们，商鞅果然这样做了，连老朋友也不得幸免。（见《史记·商君列传》） 韩非同样拥有机会：上述所有的猜忌、孤愤和压抑乃至恐怖都可能最终停留在感性的经验层次上，但是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理论家并能造就理论家的时代，是荀卿(一般认为约公元前313──前230年在世)──这个在齐襄王（前283──前265年在位）时就已经“最为老师”的大学者使韩非丰富的感性经验有了理论提升的机会，韩非本传载他“与李斯（约前280──前208年）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说来也怪，先秦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个里程碑竟然同时教导出了法家学派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但是荀况之儒已然不是孔孟之儒，由于亡国灭君相续，“殊死者相枕，刑戮者相望”，士大夫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局促，仁、义、礼、和、信等儒家的核心概念已在荀况笔下自觉不自觉地获得了重新定义，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内涵，带根本性的变化是对人本性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荀子明确提出“人性恶”。这个长寿的大学者的理论恰与韩非的人生经验、知识积累一拍即合，儒家与法家经过百余年的冲突终于奇怪地走到了一起。 二 既然人和人类在本性上是恶的，自然就无所谓道德、伦理、信用、亲情、宽容、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等诸如善良、崇高、庄严、美好的内容──实际上，上述诸种被古今常识大加肯定的名词在韩非笔下几乎一概遭到拒斥。而没有了这样的内容，人这种动物就变得非常简单苍白，他们───包括妻子和儿女（如《八奸》把“同床”“在旁”“父兄”都目为“奸”，又如《外储说右上·说二》：“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只懂得有利可求，有害要躲，正如《制分》篇所说：“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又如《内储说上七术》云：臣下“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而“蓄”“牧”（套用韩非的术语）这群只知利害的动物当然可以用极省俭极方便的办法，即赏罚，应该承认，赏罚二字确实抓住了人们为求生存而普遍存在的趋利避害心理。韩非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这一段话的反题可以理解为：人情无好恶，故赏罚不可用；赏罚不可用，则禁令不得立而治道不得具矣。如此，就不难理解先秦法家从商鞅起就不遗余力地批判诗书礼乐： 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农战篇》）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上书《去强篇》） 到韩非手上，这种批判被系统化，批判的武器也更形精巧。因为诗书礼乐所代表的这种人文传统可能将人培养成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精神的人，但是，“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说疑》）正是基于此，韩非一概排斥“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六反》）。继商鞅将道德文化斥为“六虱”（《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韩非更是长篇大论地反对学术文化（集中见于《五蠹》、《显学》二篇），于是，其逻辑结果势必把人类的全部精神文明当做敌人。 赏要信、要明，但在先秦法家的天平上“赏罚”二字并不是同等重要的，譬如商鞅说： 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商君书·去强篇》）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籍刑以去刑。（上书《开塞篇》） 求过不求善。……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靳令篇》） 韩非就说得更为具体也更为形象：“凡所治者，刑罚也。”（《诡使》）“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还告诫人君，臣子即使陈言有功，要是“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提出“禁诛擅爱之臣”（《外储说右上》）；仅仅因为担心“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反对在秦国大饥之时“发五苑之蔬草”赈灾；吴起仅仅因为其妻子把丝织品织得超过了规定的要求就把她休弃，韩非却大加称赞。（同上篇）可见他更突出一个罚字：通过制造恐怖和增加恐怖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量。然而，罚得多了、滥了，人们不禁要提出怀疑，那么多官民都成了要防范甚至要打压的对象，专制君王和专制制度本身的存在是否合情合理──如果还有情理可言的话。事实上，正是专制者向无辜者扬起的屠刀，为民众的反抗提供了合法合理的最好注脚。 在包括韩非在内的法家看来，本性恶的人不可能有自律，于是必要依赖他律，韩非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并结合李悝、吴起、商鞅等前辈法家的学说，在“慎赏”的同时，比商鞅更系统地提出“以刑去刑”，以重刑止轻罪的学说。在这个大政方针下，把严刑峻法具体化为连坐、告奸，使臣民互相监视揭发（《八经·起乱》），创造并利用一种社会机制，将人性中的负面毫无顾忌和变本加厉地释放出来，借用权力之手使它们得以畅通无阻；“以天下为之罗”（《难三·五》），也就是说要使全国成为一张大网、一个大陷阱，这样就可以做到“奸不容细”（《制分》）。这就是韩非丰富发展了的法治学说。但是，“去刑”似乎从来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境界，为了这种理想，尽管以国家恐怖为手段，以广大臣民放弃自由权乃至生存权为代价，事实是政权的敌人越来越多，结果只好采取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恐怖，而政权本身也永远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恐怖。 谁来操这个赏罚之柄呢？在那个时代还能有谁呢？在韩非的经验世界中，自然只能是君王一人而已。因为在法家看来，本性恶的臣民无通常意义的信义可言，对这本性恶的一群，人君自然无妨用权谋用诈伪去对付，“术”的学说就这样应运而生了。韩非的“术”治学说，秉承了前辈法家申不害的“术”的思想（从《定法》篇中可以看到其中清晰的承传关系），但更为深厚的学理渊源是老子的无为学说（附带说一句，九万里高空上的庄子，视相斫的诸侯们直如于蜗角上争利的一小撮而已，何足道哉？政客和帮闲们当然会因为其学说的迂远不经而打消利用的企图，因而其学说似乎从来就不具备为专制者利用的价值，甚至也没有成为后世哪一家政治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所以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然而在韩非笔下，原始道家的许多混沌概念或者进行了无限引申，或者给予了重新定义，早就不是自然无为、微妙难识的要言妙道了。譬如在《扬权》篇中，通过将“君不同于群臣”与“道不同于万物”作简单类比，又将权柄与天人大命合二为一，把形而上的道家学说轻而易举地改造成了法家宣扬权术的政治哲学。在《解老》篇中，韩非从老子祸福相倚的辩证法中引申出了他严刑峻法的思想（《难三》篇通过对老子“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一句的发挥引申出严刑峻法思想，手法正与此同）；将道家的“圣人”偷换成法家概念上的“明君”，由道家卑己自牧、善利万物无不克推出法家霸道兼天下的思想；由崇道而否定儒家的礼治思想，开出法家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想。“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的这句话用在从《道德经》到《韩非子》的学术嬗变中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韩非的“势”治学说也同样体现出这种继承和改造的集大成特色。在《难势》篇中韩非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慎到的“势治”学说，驳斥了儒、墨等学派的“贤治”学说，但这种言说未免太强词夺理，其学理上的斧凿痕迹也过分明显。倒是《主道》篇中，通过对主静贵无的道家学说的巧妙演绎，“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的结论就以比较具有理性的包装出现。然而，老子的“道势”尽管透着阴术的气味，其本质仍然不离自然本身的趋势；在韩非眼里，君王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公共生活中，这种“权势”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于是转眼间将“势”从自然引申到人类社会的权力斗争中，并且教导君王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势制服天下人，如此，自然之势就蜕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权势。显然，这种“势”是违背生生之理的，因而是反自然的，也因此，韩非之势与老子之势尽管存在着学统上的承传关系，但这不过是一种名词术语上的相似关系而已。 三 在“百家务为治”的时风下，韩非的这十几万字当然不可能是游戏文章，从《初见秦》、《存韩》、《难言》、《饰邪》、《外储说左上》、《定法》、《显学》等篇有“臣非”、“今者韩国”、“大王”等字样看来，分明是直接进呈给君王的奏章或以君王为读者对象的，更重要的是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时时处处以君王为中心，所谓“势”，直白地说就是君王拥有的权势和地位，所以他反复申述君王的威德不能分享，权势不能外借，要时刻防止臣重擅主，处处保持人主的独尊地位。所谓“术”，就是君王玩弄于股掌之间又不外现的权术或曰谋略，因而在《外储说右上》篇将“术”最后归结为“独断”。特别是在具体论证过程中，韩非明确站在专制君王一边，反复申述那些连稍有良知的专制者都不敢苟同的主张：如《有度》篇云：“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使民“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专意一行于君主；《内储说上七术》篇：“太仁，不忍人，……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外储说左上》：“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外储说左下》：“与优侏儒以逞其意，而与君子断事”；《外储说右下》中反对以五苑之草实予民充饥，认为“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百姓“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同篇肯定齐“桓公披发而御妇人”；《难四》篇提出“不肖者炀主，不足以害明”，关键是要防范“贤者炀己”；《说疑》篇鼓吹“尽其民力，破国杀身”，反对“全众传国”；肯定“撞钟舞女”，鄙视“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六反》篇反对惠爱为治、足民而治。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其理论的归宿。其后秦二世与赵高有名的君臣对谈中，前者正是引韩非《五蠹》篇中一段话为自己的穷奢极欲、残民以逞作理论依据，并进而得出结论道： “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困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史记·秦始皇本纪》） 明白了其理论归宿，对韩非法治学说的理论实质也就思过半了。在《难一》篇中，他明确提出“尊主明法”，在这里，“尊主”是目的，“明法”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立法、司法、执法者都是君主一人而已，《制分》篇中说得明白：“察君之分，独分也。”法始终与专制者的权术、与专制者不容挑战的势位纠缠在一起。明乎此，就能比较清楚以下这样一个事实：先秦法家从商鞅的“弱民”到韩非的“明主治吏不治民”（《外储说右下》），尽管其中的理论重心有所转移：从治民到治吏，但都没有想到要制约君主，也许在他们的思路中，“君主犯错误”只是一个假命题，当然也就找不出制约君主的方案，更不会有君主犯法是否与臣民同罪的讨论。所以，商、韩的法与现代意义的法必然大异其趋。对其中若干观点和具体操作方法尽可借鉴，但在总体上毕竟与我们今天要建立的法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读者切不可被其中的名词术语所误导，犯“不知类”的错误。 《五蠹》篇中，韩非反复申述他的变法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这种变通的思想一直为人们所激赏，相对于那些守株待兔式的迂腐和无奈，人们的激赏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回到这些主张的出发点，我们不难发现，他之倡变并非求通，而是为了求稳，为了使专制君王牢牢地把持权力，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围绕这个目的，他之谈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为反传统、搞权术、饰非拒谏寻找托词。更为重要的是，从商鞅到韩非，谈变总是与君王的统治术（阴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商鞅说：“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商君书·去强篇》）韩非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人主喜怒无常，变化莫测，不见端倪，才有神圣感：“阴阳不测之谓神”（《易·系辞传下》）、“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神圣化才可畏，可畏才有威，“威者，畏也。”先秦的这些思想资源到了韩非手上都用来为恐怖政治服务，重刑的目的不也是让人害怕吗？害怕，或曰恐怖、畏惧正是专制统治的心理基础。同时，多变、善变也是“法”的需要，从商鞅到韩非都反复强调法的轻重出于君之好恶，如果法律条文外在于专制者而独立，臣民们不是可以依法而不依君了吗？无疑这是与君王独断的势──这是韩非学说的一条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 先秦时期从事形名学探索并卓然成家的有尹文子、邓析、惠施、公孙龙子等，但与政治哲学相结合，使书斋式的学理探讨经受住了残酷政治斗争考验的似乎只有韩非子一家，这正是韩非产生理论自豪感的地方，儒、道、墨、名、农、阴阳等各家尽管大家辈出，其中也有不少想“货与帝王家”，但是，全民动员的农战政策所带来的短期效益，信赏必罚、连坐、告奸所产生的舆论控制力量岂是前述各家敢望其项背的？加上统治者的急于功利，这种一抓就灵、立竿见影的学说就顺利成章地成了秦始皇治国政策的首选。《史记》韩非本传载：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其学说之切近于时势，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正是《五蠹》篇所说的：“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裋褐不完者不待文绣。”韩非的农战方针和严刑峻法政策显然只能是一种战时体制，是只能适合于急世的权宜之计。韩非死后十几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其所推行的治国之策依然是战争年代的老一套，告奸、连坐、轻罪重刑这个时候反不如先前那样见效了，“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上书第七十四章）韩非这个专制集权的设计师轻慢了他学术源头一个智者的忠告。如此说来，秦之勃兴，商、韩与有力焉；秦之暴亡，也不能全怪秦始皇不知变通。也正是由于韩非太执着于眼前的政治功利，急于“货与帝王家”，无视有一个超越于政治斗争的世界的存在，并断然排斥一切对于这个超越世界的追求，使得韩非本人只能是一个政治学家，而不能成为一个有着更高远的人文关怀的思想家。 四 回到韩非学说的逻辑起点──人性恶，这是韩非对于他周围世界长期深入观察的结论。问题是包括韩非的导师荀子在内，都被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人性的负面表现遮住了视线，将人性的实然同时看成了人性的本然、应然甚至必然，韩非更是迷恋于形名参验，以为实然就是一切。但是这个理论的设计师和实践者都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自己和君王放进“人”的范畴之中去讨论，似乎可以先验地自外于这个范畴。谁曾见性恶论者的著作中有此一说：“我，一个本恶的谬种，要为一个本恶的君主效力”。(只有这样言说，才能证明他们是彻底的性恶论者，证明韩非是彻底的形名主义者，也才能显示出其理论勇气和学术真诚棗这是任何学说和学者不可突破的学术伦理的底线。)而且，如果专制君王和专制制度的设计师们也是人──他们当然是人，那么，从“他者”看来，对于法家定义中的“人”进行巧取豪夺似乎也看不出有任何不应该或不妥当的地方。也许这样言说有情绪化之嫌，然而从学理上讲，世界上似乎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无须证实或证伪就允许存在例外。那么我们还是把他们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呢？无论他们对自己的本性如何判断，都会产生可笑的悖论。当然，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逻辑错误，当君王被从人性的“人”中抽走，“人性”就被置换成了“民性”，“人性恶”其实就是“民性恶”，显然，这已经是一个对民众的态度问题，甚至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与儒家学说相对照，问题就会更加明朗： （商汤）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原儒那里，百姓似乎也不全是花朵，但其或善或恶，多出乎在上者的表率作用，说白了，民众罪错，责任在上！ 再与老子学说对照，老子的“虚其心实其腹”难免愚民政策之讥，但那是有其食可甘、其服可美、其居可安、其俗可乐（《老子》第八十章）为前提的，而且，“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上书第七十五章），这就与上述儒家同一调门了。到商鞅、韩非笔下，那就不仅虚其心，而且也虚其腹了，前引反对足民而治、惠爱而治、反对发五苑之蔬草赈济灾民就是例证；而所谓富国，确切地说，不过是通过社会动员，将全体社会成员的财富聚敛到少数权势人物手上（因为独裁者就是国家的代表，君主之私或者官员之私就是一国或者集体之公）。此时的权力也就显得异乎寻常的强大和可贵，无论是用于对外的战争或援助，还是用于对内的剥夺或封赏。冷静地看，只有当在下者的脑袋、口袋甚至腹腔都变得空空荡荡，他们才会为了生存而膜拜权势，因为此时此地，在上者的赏罚已然变得极其重要，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其诱惑力会压倒任何个人尊严、家族伦理、社会公正，权势之为物于是显现出最神奇的魔力。也只有在此时此地，弄权者的权力欲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在他们看来，前此的所有委屈、压抑、恐惧、怨恨都能在这种施虐的快意中一次性地得到补偿。这里，对商、韩等人由生存经验所赋予他们的敏锐的洞察力，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惊叹！同时，有此等高峰体验诱惑，也就不难理解后世大大小小的恋权癖们的作秀和作孽了。 因为有了人性中这阴暗的负面，法术家思想就从来不愁没有市场，而为了“免于恐怖的自由”，关注法术家的学说也就成为必要。 最后，谈谈韩非的结局。一群整日价生活在恐怖之中的人们，他们不仅自己享受不到“免于恐怖的自由”，当恐怖成为生活中的必然内容时，某些人甚至不知道有一种“免于恐怖的自由”，当然也不会尊重他人对于常态生活的珍惜和追求，即使作为施舍也不会考虑到。因而总要在不断的运动──或曰斗争中保护自己，而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避免被人算计，有时候需要作出牺牲的就不仅仅是太子的师傅，自己的亲人和同窗有朝一日在需要作出奉献时也一样不能心慈手软，为什么不呢？他们本来就是“恶”的。可以设想，要不是李斯先下手毒死老同学韩非，等到在这条狭窄的进身之路上李斯挡住了韩非的道，韩非也肯定会果断地采取行动清道，有他的理论作证。或者不是赵高借口腰斩了李斯，李斯也总有一天要除掉赵高。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在这条狭窄的邀功取宠的路上横行的只能是极少数，甚至是一个人。然而树敌太多，其结局自然可想而知。所以这种人尽管在不断的斗争中积累了极为丰富棗也许是宝贵棗的斗争经验，到头来总免不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结局，还殃及亲人和许多无辜，悲乎！ 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站在什么立场，都必须对人和人类的本性有一份信赖，对人和人类的现实生存状态有一份关怀，对人类的未来有一份期待，一份向往。否则，必将害人害己！司马迁“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我读《韩子》，也悲悯于他不能免于恐怖的人生，同时又不由得想起了《红楼梦》中那个被贾雨村打发走的门子。
1998年3月初稿 （本文是作者所著《韩非子直解》一书的前言，该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00年9月出版，前言以《韩非思想平议》为题，先刊于台北《孔孟月刊》第三十七卷第三期，1998年11月）
初见秦第一 《初见秦》，顾名思义是作者初次进见秦王的一篇奏章，文章要秦王凭借有利形势图王霸大业，实际是实行强道，运用战争手段一统天下。本篇虽为《韩非子》的首篇，但关于其作者却众说纷纭，有人根据《战国策·秦策一》中有一段张仪的说辞与本文相似，因而认定本文作者为张仪，然而本文所述史事多发生在张仪死后，故不足为凭；也有学者怀疑本文系秦相范雎所作，可是文中所指责的谋臣中正有范雎，故此说也在不可信之列；还有猜测作者为蔡泽、吕不韦的，但其所举证者皆不能使人奉为确证。前人所据以质疑者，无非是以下二条：一是本篇亡韩的观点与下篇《存韩》相悖，二是本篇次段所述为六国合纵时的形势，与韩非入秦时的韩国形势有出入。其实，存韩与亡韩，虽持论相反，全视说者之术售与不售、说者本人遇与不遇而定，任何一个观点都未必是作者本意，韩非的先辈商鞅先后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强道适可资参证。至于所述之内容与事实有出入，则更是辩才无碍的说客和文思泉涌的文人常犯的通病，不足为奇。《战国策》的成书显然晚于《韩非子》，只能理解为韩非的说辞误置到张仪名下，而不是相反。因此之故今仍其旧，以存古书之真。 臣作者自称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当死，谓应该被判死罪；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全部言所闻，唯表希望的句首语气助词大王大王，这里是对秦王的尊称裁裁断其指代作者罪。 臣闻：天下天下，这里指代当时的战国形势阴北燕阳南魏，连联合荆楚固结合，与“连”互文齐，收聚合韩而成从通“纵”，合纵。这里在关东六国中唯独不提赵国，而从“阴燕阳魏”分析，又是以赵国为中心，故事实上已将六国全数包括，将西面西面，作动词，面对西方以与强秦为难为难，是六国联合攻秦的委婉说法。臣窃谦词，私下笑之。世有三亡三亡，三种导致灭亡的原因，而天下天下，这里指六国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qūn仓囷仓，贮藏粮食的仓库，圆形的叫囷，方形的叫仓，浑言之则同空虚，悉其士这里指士兵民，张扩充军数十百万数十百万，数十万，上百万，这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数量词表达式，下同，其顿首顿首，《周礼·大祝》郑注：“拜头叩地也。”这里指俯伏听令戴羽戴羽，军士系上羽毛作为标志，为将军，断死断死，拚力死战于前，不至通“止”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锧zhì,铁砧。斧锧，这里指代刑具在后，而却退却走逃避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君上不能不能，不能使士民死战故也。言赏则不与通“予”，言罚则不行实施，赏罚不信不信，承上文“不与”、“不行”，言不付诸实施，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治也句谓分别有功无功不得混淆。出其父母怀衽rèn,衣襟。怀衽，借代怀抱之中，生未尝见寇耳用法和意义同“也”，《战国策·秦策》正作“也”。闻战，顿足徒裼xī,脱去上衣露出身体的一部分。此句写士兵上战场的勇武之状，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代词，指代前文的勇武也。夫断死与断生断生，决意求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贵奋死，以奋战而死为贵也。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今秦地折犹“截”也长补短，方“方圆”的省文数千里，名师这里指士兵。名师，名震天下的精锐部队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利害，偏义复词，这里指地势险要，天下莫若如。莫若，比不上也。以此与同“举”，攻取，下同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同“挡”，抵挡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破败，士民病，蓄积索尽，完，田畴田畴，农田荒，囷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无异故，没有特殊原因，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役使，使唤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齐国境内的一条河流浊河，足以为限险阻，与下句“塞”互文；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句指燕国乐毅于济西大破齐国之事。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万乘，古时万乘代天子，这里借指大国之存亡也。且臣闻之曰：“削迹无遗根句犹今之“斩草除根”之意，无通“毋”与祸邻作动词，句谓不要与祸败之事相邻，即行事谨慎，远离祸害，祸乃不存。”本段言秦宜以齐为戒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yǐng，战国时楚国都城，即今湖北江陵，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战国策》作“伏”，义为窜伏于陈地名，在今河南省境内。《史记·楚世家》记其事云“东保于陈”。当此时也，随追击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民足贪与下文“利”互文，俱为夺取之意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凌驾三晋三晋，战国初年，晋国分裂为韩、魏、赵三国，故后世称晋国旧地为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作使动用法，谓使之朝拜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荆人得收整顿亡国，聚散民，立社稷《战国策·秦策》无“稷”字，皆以三字成句，俞樾疑为衍文，可从。下文“令魏氏……立社稷主”同主句犹“立社稷之主”，与下句“宗庙”同为国家的象征，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本来以通“已”，下同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比周，朋党勾结，这里指关东六国合纵缔交与秦国抗衡而军驻军华韩国地名“华阳”的简称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大梁，战国时魏国都城郭外城，这里指代都城下，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攻取，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合纵抗秦的意图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而荆狐疑狐疑，犹豫，狐狸多疑，故云，此指楚国在战、守、和的策略上举棋不定，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令魏氏反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ráng，地名，位于今河南省邓县境内侯穰侯，楚人魏冉，秦昭襄王时四次为相，封于穰，故称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是故，表结果的复合词兵终身暴pù露暴露，日晒雨淋于外，士民疲病于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赵氏，中央中央，赵之东南西北分别是齐、魏、韩、燕，故云之国也，杂赵居中央，四方之人出入其中，故云民所居也，其民轻轻佻，浮躁而难用管治也。号令不治不治，没有条理，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不便，无险可守，成为四战之国，下当从《战国策·秦策》作“上”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形势也，而不忧民萌通“氓”，民众，与“民”为同义合成，下同，悉其士民军于长平长平，赵国地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之下，以争韩上党上党，韩国地名，在今山西省东南部。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与上句“亲”互文，谓亲睦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筦包围山东、河间河间，古地名，在今黄河以北、漳水以南，地属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引军而去，西攻修武修武，赵国地名，位于今河南省境内，逾羊肠羊肠，古要塞名，位于今山西省境内，绛、上党，代赵国地名，位于今山西省境内。顾广圻云当从《战国策》作“降代、上党”，可从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顾广圻谓当依《战国策·赵策》和《史记·赵世家》作“十七”，不用一领量词甲铠甲，这里代武器，不苦一士民二句极言秦得赵之易，此皆秦有也。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东阳东阳，赵国地名，位于太行山以东，今河北省南部、河外河外，滹（hū）沱河以南不战而毕反为齐矣，中山中山，古国名，位于今河北省中部、呼沱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独立，单独保全，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dù,蛀虫，这里作动词，与上句“坏”互训，谓使溃败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决白马白马，古黄河渡口，位于今河南省境内之口以沃这里指用水淹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从通“纵”者败也。大王垂拱垂拱，拱手，极言其从容轻松以须等待之，天下编随编随，排列相从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竟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而不亡，秦当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测度秦之谋臣一矣。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兵弩句谓丢弃铠甲和长短武器，战竦sǒng，通“悚”，战竦，恐惧害怕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军乃引而复，并会师于李下李下，古地名，位于今河南省境内，大王又并军而至，与战与战，“与赵战”的省文不能克之也，又不能反通“返”，运“运”字异说颇多，而皆不免牵强。刘向《战国策·序》有“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句，是“运”与“转”可互训，此“运”即“转”义罢通“疲”，劳顿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耗尽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为天下之从通“纵”，几近也不难矣。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外者天下皆《战国策·秦策》本句作“外者天下比志甚固”，无“皆”字，此盖因“比”字而衍比意比意，这里指关东六国合纵以抗秦的意图甚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 且臣闻之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商朝的最后一个君王，以暴虐著名为天子，将作动词，与“率”同义率天下甲兵甲兵，带甲之兵，代士兵百万，左饮于淇溪淇溪，水名，与洹溪同在今河南省境内，右饮于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王为难为难，为敌。武王将素甲素甲，白色盔甲，武王举兵时，文王新死，周人穿着白色的丧服进攻商纣王的军队三千，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通“擒”，下同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伤愍，哀伤。知通“智”伯知伯，即智伯，名瑶，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之一，他与赵、韩、魏灭了范、中行，瓜分其土地，后又联合韩、魏攻打赵襄主，反为赵、韩、魏三家所灭，国亡身死率三国三国，即智伯和韩、魏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这里指晋水而灌之三月，城且将要拔矣，襄主钻龟筮shì,作动词，指占筮，与“钻龟”俱为古代的占卜术。筮，《战国策》作“数策”二字，本书《饰邪》也有“凿龟数策”语，可从占问兆占兆，卜问吉凶，以视利害，何国可降。乃使其臣张孟谈张孟谈，赵襄主谋臣，于是乃潜暗中行而出，反知伯之约韩、魏两国与智伯的盟约，得两国两国，指韩、魏之众，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复襄主之初句谓恢复了赵襄主原有的势力。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同“冒”死昧死，谓冒着被处死的危险愿希望望见大王，言“言”字下贯到“朝四邻诸侯之道”所以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使……称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诚若，《战国策·秦策》作“试”，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云“‘试’亦‘若’也”听其代自己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巡行示众国国都。徇国，“徇于国”的省文，以为以为，“以之为”的省文，之，代“斩臣以徇”王谋不忠者戒也。 存韩第二 存韩，即保存韩国，使之免于强秦的侵犯。但本文真正可以《存韩》名篇的只有从开头到“攻伐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也”几段，这是韩非的《上秦王书》；从“臣斯以为不然”到“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几段，是李斯针对韩非的《上秦王书》而呈给秦王的驳议；从“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到结尾则是李斯出使韩国时的《上韩王书》。中间穿插有几句编者的话。可以认为，后面二篇奏文是编者作为附件缀于韩非的《上秦王书》之后的，以见事件的全貌。《史记·韩非传》载李斯、姚贾谗害韩非，诬其“终为韩不为秦”，所本或出于此。 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gàn，臂衣蔽《周礼·巾车》郑注：“蔽，车旁御风尘者。”扞蔽，与下句“席荐”对文，相当于“屏障”，入者为席荐席荐，草席和座垫，相当于“侍奉”。秦特但，只要出锐师锐师，精兵。取韩王先慎云“韩”字当在“而”下地而随之，怨悬怨悬，犹结怨，主语是韩国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二句谓韩国向秦入贡，与秦国的郡县没有差别。今臣窃闻贵臣贵臣，对秦国大臣的尊称，疑为李斯之辈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从徒，这里指主张合纵抗秦者，欲赘zhuì，连属，即联合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句谓实施其合纵抗秦之谋略，非一日之计也赵为纵约长，谋秦之心由来已久，故云。今释赵之患，而攘排除内臣之韩韩长期入贡于秦，形同内臣，故云，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句谓六国都将明白赵国合纵之策的必要性。 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四击，指韩处于四战之地，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守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则权指秦之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代秦国而言兵矣。韩叛，则魏应之，赵据引齐以为原后援，如此，则以韩、魏资帮助赵假凭藉齐以固其从固其从，巩固合纵的阵营，而以与争强与争强，与秦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之卒勤勤苦于野战，负任之旅负任之旅，负责后勤供给的运输队伍罢通“疲”于内攻，则合群苦弱合群苦弱，指秦召集 “勤于野战”、“罢于内攻”的部队以敌对付而共而共，二字当衍二万乘二万乘，指齐、赵二大国，非所以亡赵之心也。均同也如《经传释词》：“乎也。”贵臣之计，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箭靶。兵质，攻击目标矣。陛下虽以与也金石相同也弊同“敝”，毁坏。句谓寿如金石，则兼天下之日未也谓陛下虽与金石同寿，犹未有兼天下之日。 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重币重币，丰厚的礼品，这里作动词，意为用厚礼收买用事之臣用事之臣，权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人质以安其心，从韩疑“韩”字衍而从而，接着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二国，齐、赵事战事毕，则韩可以移书移书，发送一封文书定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而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慎用也。以秦与赵敌衡敌衡，抗衡，加以齐，今又背韩，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坚荆、魏之心，坚定楚、魏与秦国联合的决心。夫一战而不胜，则祸搆生也矣。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误，当作“赵”、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赵与诸侯阴谋阴谋，作动词，暗中谋划久矣，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算计我之心，至殆也。见二疏二疏，二次疏忽，指上文危事、至殆二事，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愿陛下之幸敬词，表希望熟图熟图，深思熟虑之。夫攻伐而使从通“纵”者间空隙，这里作动词，有机可乘焉，不可悔也。 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以下至“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是李斯上秦王政书，书言：“韩子“子”字衍之未可举”，下臣李斯在秦王面前自称斯。臣斯甚以为不然不然，不对。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虚因“处”字形近而衍处则*hài,《说文》：“苦也”然，若居湿地，著而不去三句谓腹心之病附着不去，平居犹可，以极通“亟”走极走，急促地奔跑，则发发病矣。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通“猝”报卒报，犹言急赴之事，韩不可信也。秦与赵为难，荆苏荆苏，人名，奉命使齐，劝说齐与赵绝交，其时尚未复命使齐，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若不绝，是悉秦而应应付，对抗二万乘也。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于强也，今专集中对付于齐、赵，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韩与荆有谋，诸侯应响应之，则秦必复见崤yáo，山名，位于今河南省境内塞关塞。崤塞，崤山关口，指函谷关，秦国的战略要地之患句谓再次发生兵败函谷关的灾祸。 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求重于韩也句谓韩非借说秦不攻韩而求重于韩。辩说属zhǔ,连缀辞句谓韩非滔滔不绝，巧辞连篇，饰非饰非，文过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句谓韩非窥探陛下之隙，进说淫辞，以求韩利和自利。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韩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 臣视非之言，文文饰，修饰其淫说靡辩淫说靡辩，犹巧言丽辞，才甚才甚，意谓才气横溢。臣恐陛下淫惑乱，这里作被动用法非之辩而听其盗心盗心，饰奸钓利，故云，因不详察事情事情，事情的真相。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未名所伐，谓不声言所伐何国，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臣斯请往见韩王，使来入见，大王见，因内通“纳”，这里作扣留其身而勿遣，稍渐渐召其社稷之臣，以与韩人为市交易，谈判，则韩可深割深割，吞并大块土地也。因令象武象武，当是“蒙武”之形近致误，蒙武，秦国大将，蒙恬之父发东郡之卒，窥兵窥兵，陈兵示威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荆苏之计，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与上句“威”相应，犹利害从以义从，用利害关系使掌权人服从矣。闻于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忠计，忠于秦国的计议，指被秦国的武力所慑服。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 。 秦遂遣斯使韩也。 李斯往诏《说文》：“诏，告也。”韩王，未得见，因上书曰上十三字为后来记录者之语，以下才是李斯上韩王书：“昔秦、韩戮《说文》：“戮，并力也。”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前时五诸侯五诸侯，指齐、楚、燕、赵、魏尝曾经相与互相联合共伐韩其事于史书未见，秦发兵以救之。韩居中国中国，这里指中原，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广雅·释言》：“班，序也。”位班位，犹云平起平坐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此说亦策士之虚词，与史实不符。先时五诸侯共伐秦公元前298年，韩、魏、赵、燕、楚五国共击秦，事见《史记·六国年表》，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雁行，以次进也。句谓韩充当诸侯攻秦的先锋，以向秦军于关函谷关下矣。诸侯兵困力极尽，无奈何，诸侯兵罢。杜仓杜仓，人名，《战国策·秦策五》作土仓，当为一人，秦昭襄王时任秦相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令尹，战国时楚国官名，职位相当于中原各诸侯国的相患之，曰：‘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兄弟，作动词，这里是结盟的意思共苦天下。已不久又背秦，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则义同“之”居中国，展转展转，反复无常不可知。’天下共割韩上地上地，上等的土地十城以谢陪罪秦，解其兵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及《表》昭王四十五年，略有出入。夫韩尝一背秦而国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臣之浮说浮说，不实之词，不权权衡，这里作验证解事实，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复强。 今赵欲聚兵此字当衍士卒，以秦为事句谓赵攻秦，使人来借道，言欲伐秦，其势必先韩而后秦。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夫秦、韩不得无同忧，其形可见。魏欲发兵以攻韩，秦使人将派遣使者于韩。今秦王使臣斯来而不得见，恐左右袭因袭囊从前奸臣之计，使韩复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见，请归报，秦韩之交必绝矣。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欢心，愿效便计便计，利于韩国的谋划，岂陛下所以逆迎也贱臣者邪同“耶”，句末疑问语气助词？臣斯愿得一见，前上前进道愚计，退就葅同“菹”zū,古代酷刑，把人体切成肉酱戮，愿陛下有意焉。今杀臣于韩，则大王不足以强，若不听臣之计，则祸必搆矣。秦发兵不留行不留行，不停止前进，而韩之社稷忧矣。臣斯暴pù身暴身，暴尸示众于韩之市，则虽欲察贱臣愚忠之计，不可得已通“矣”。边鄙边鄙，边境残，国国都固守，鼓铎《说文》：“大铃也。”古代用于战争和宣布政教法令之声声下脱“盈”字于耳句犹谓军情紧急，而乃才用臣斯之计，晚矣。且夫韩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败军，则反掖之寇反掖之寇，作乱于肘掖之下的寇盗，喻将乘虚造反的君王近臣和国中刁民必袭城矣。城尽则聚散聚散，士民离散，聚散则无军矣。城固守，则秦必兴兵而围王一都，道不通，则难必谋《说文》：“虑难曰谋。”，其势不救，左右计之者不用不用，用不上。顾广圻曰“用”当作“周”，亦通，愿陛下熟图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应符合事实者，愿大王幸使得毕辞毕辞，把话说完于前，乃就吏诛不晚也。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使臣斯来言，愿得身亲自见，因急与陛下有计也。今使臣不通，则韩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释赵之患而移兵于韩，愿陛下幸复察图之，而赐臣报决报决，犹言判罪，与上文“进道愚计，退就葅戮”相呼应，是古时臣下上奏给君王的章表中的套话。”
难言第三 难言，即陈述臣下向君王进言的艰难。文章首先描述了言路上臣子们动辄得咎左右为难的窘迫境况，接着大量列举“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的史实，希望能引起君王的注意，倾听逆耳忠言。本文结构简单，但说理备细，思路极为开阔。 从开头和首段末有二处“臣非”字样、结尾又有“愿大王熟察之也”的句子看来，本文当是又一篇作者上奏给君王的表章，至于是上奏给哪一位君王，前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是根据《报任安书》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一语，认为本文系韩非囚秦时上秦王政书；二是根据《史记·韩非列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于是猜测本文是韩非早年上韩王书。验诸文本，二说似都有道理，但都缺乏有力的证据。存疑可也。 臣非韩非自称非否定副词难言难言，以言为难，认为向君上进言是件难事也，所以难言者句谓所以难于进言的原因：言顺比顺比，顺从亲比滑泽滑泽，圆通畅达，洋洋洋洋，盛大貌纚纚shǎi，纚纚，有条理然句谓既洋洋洒洒，又井然有序，则见被以为华而不实；敦通“惇”，义同“厚”祗zhī,义同“恭”恭厚，鲠耿直固执一坚固慎《尔雅·释诂》：“慎，诚也。”完《庄子·天地》：“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则见以为掘通“拙”而不伦类也，不伦，犹不伦不类；多言繁称句谓称引广博、辞藻丰赡，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句谓把精微的意思用简约的语言表达出来，径省而不饰句谓言辞直截了当不加修饰，与上句“多言繁称、连类比物”构成一对繁简关系，则见以为刿guì，刺伤而不辨句谓锋芒太露不善言说；激急亲近句谓激切而无所忌讳，不知与所说之人保持距离，探知人情句谓语涉人家隐私，则见以为谮zèn，中伤而不让谮而不让，谗毁他人，言辞不够礼让；闳通“宏”大广博，妙远妙远，高妙玄远不测与上句“激急亲近，探知人情”构成一对远近关系，则见以为夸浮夸而无用；家计小谈句谓谈说家常小事，如《说难》所云之“米盐博辩”，以具数言句谓一件一件备细说出，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诡诈躁险躁人间句指言辞怪异与世俗不合，与上二句“家计小谈”、“言而近世”构成对比关系，则见以为诞妄诞；捷敏辨给利口也，繁于文采二句谓口才敏捷，应对如流，且富于文采，则见以为史质不副于文；殊《广雅·释诂》：“殊，绝也。”释殊释，弃绝文学文学，典籍文献，以质信质信，与文学相对照，当指质直朴陋言，则见以为鄙此句分别与上下句构成反对关系；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诵说旧事，犹指掉书袋。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重患，深以为忧也。 故同“夫”，发语词度量度量，准则虽正，未必听采纳也；义理义理，道理虽全与“正”互文，未必用与“听”互文也。大王若以此不信真实，则小者以为毁訾zǐ，说人坏话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子胥，即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后入吴，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先后破楚败越，吴王夫差时，因极谏许越媾和与伐齐，被夫差强令自尽善谋而吴戮之，仲尼仲尼，孔丘字仲尼善说而匡春秋时宋国地名，位于今河南省境内围之孔子周游列国，到匡，因其酷似阳虎，而阳虎曾在匡施暴，孔子李代桃僵，被匡人围困，管夷吾管夷吾，即管仲，春秋时齐相，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管仲早年因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后来的桓公）争夺君位，事败后在鲁被囚实贤而鲁囚之。故此三大夫三大夫，指上述子胥、孔子、管仲岂不贤哉？而三君三君，指吴王夫差、匡地的长官匡简子、鲁庄公，其中匡简子非君王，因前后二君连类而及不明也。上古有汤即商汤，商族领袖，陆续攻灭周边小国，后灭夏，建立商朝，至圣也；伊尹伊尹，名伊，尹是职官名，商初名臣，助汤灭夏，至智也；夫至智说shuì至圣，然且七十七十，极言其多说而不受，身执鼎俎zǔ，切肉用的砧板。鼎俎，代厨房用具为庖páo，厨房宰庖宰，厨师，昵近习熟悉亲句谓亲近熟悉，过从甚密，而汤乃才仅知其贤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句谓未必立地就接受，伊尹说汤是也；以智说愚必不听，文王文王，即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姓姬名昌，在位期间周族势力日盛，死后不久，其子武王即攻灭商纣王，建立西周王朝说纣商代最后的君主，以奢靡残暴著称，在周武王大兵压境时兵败自焚是也。”故文王说纣，而纣囚之；翼侯翼侯，王先慎引《左传·隐公五年》：“邢人伐翼，翼侯奔随。”六年：“纳诸鄂谓之鄂侯。”认为即鄂侯炙；鬼侯鬼侯，商纣王的大臣，《史记》作“九侯”，“鬼”、“九”声近相通腊xī，干肉。鬼侯因劝谏纣王被杀，相传还被做成肉干；比干比干，纣王的叔父，相传因多次劝谏纣王而被剖心剖心上从“文王说纣”起至此，事见《史记·殷本纪》；梅伯梅伯，纣王大臣，相传因多次劝谏纣王被杀醢hǎI，肉酱，这里作动词。商纣醢大臣梅伯，事见《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吕氏春秋·行论篇》和《过理篇》；夷吾束缚束缚，被捆绑。事见《春秋左传·庄公九年》，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位失败后，谋士管仲出逃鲁国，鲁庄公在齐桓公的压力下将管仲押解回国；而曹羁曹羁，《春秋左传》杜注：“羁，盖曹世子也。”奔陈事见《春秋·庄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公羊传》：“戎将侵曹，曹羁谏曰：‘戎众以无义，君请勿有敌也。’曹伯曰：‘不可。’三谏不从，遂去之。”；伯里子伯里子，即百里奚，春秋时虞国大夫道乞事见《史记·秦本纪》、《晋世家》、《邹阳传》、《楚辞·离骚》、《淮南子·修务训》、《韩诗外传》等文献，晋灭虞，百里奚被俘，充作奴隶，随晋献公女儿的出嫁来到秦国，途中外逃，被楚人所虏，秦穆公闻知他有才能，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并授以国政，后者助穆公建立霸业；傅说yuè,傅说，名说，因做苦力于傅而称傅说转鬻yù，卖。“傅说转鬻”事不见文献，《尚书·说命》、《史记·殷本纪》、《墨子·尚贤中篇》、《楚辞·离骚》只云其“版筑”于傅，因而后人以为“转鬻”是“版筑”的声转之误，又有人以为“转鬻”系指百里奚，或者古人行文为照顾文气，不避疏漏，本段文风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引前贤以自励一段逼似，可以参证。这里泛指前贤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极为艰难的历程；孙子孙子，此指孙膑，军事家孙武之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膑脚于魏；吴起吴起，战国时兵家，卫国人，初为鲁将，继任魏将，在魏文侯手下屡建战功。文侯死，避祸至楚，得楚悼王信任，通过变法，使楚国国富兵强，悼王死后，被旧贵族杀害。其事详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收前人注本多认为系“抆”之形近而误，“抆”，wēn，擦（泪）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吕氏春秋·长见篇》载：“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下。……吴起抿泣而应之曰：‘……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楚，有间，西河毕入秦。”，卒最后枝通“肢”解于楚；公叔痤cuó，公叔痤，《史记》作公叔座，战国时魏国大臣，曾连任魏武侯、魏惠王相国言国器才器，反为悖，公孙鞅奔秦《史记·商君列传》：“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孙鞅……乃遂西入秦。”；关龙逢关龙逢，夏末大臣，夏桀暴虐荒淫，他多次直谏，被桀囚禁后杀死，事见《韩诗外传》斩；苌弘苌弘，周灵王、景王、敬王时的大夫，晋卿内讧中帮助范氏，鲁哀公三年六月，周人听信谗言，将他杀害，传说其血三年化为碧玉分胣chǐ，裂腹剖肠。苌弘事见《左传·哀公三年》，《庄子·胠箧》、《淮南子·氾论训》亦谓苌弘被裂而死；尹子尹子，或谓即尹文公固。《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无传，杜注：“尹氏，周世卿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师杀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杜注：“皆子朝党也。”阱于棘阱于棘，埋尸于荆棘丛中，系其时一种酷刑。《春秋经传》中之尹氏与《韩非子》置于贤者之列中的尹子事迹有出入，姑存疑；司马司马，官名子期子期，楚惠王时任大司马，白公胜作乱，与兄子西俱力战而死，事见《左传·哀公十六年》死而浮于江死而浮于江，指死后尸体漂浮在江面上，其事迹未见于文献；田明田明，田为齐姓，田明即齐明，名与字义同，因而又称田光，其事迹《战国策》有载辜射辜射，俞樾说即“辜磔”，“磔”、“射”声近相通，辜磔，古代一种分尸示众的酷刑；宓mì子贱宓子贱，孔子弟子，名不齐，曾为单父宰，有令誉、西门豹西门豹，战国魏文侯时邺令，曾禁绝当地河伯娶妇恶俗，发展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不斗而死人手二人“不斗而死人手”之事，不见于记载；董安于董安于，亦作董阏于，春秋末期晋国人，晋卿赵鞅的家臣，赵鞅在智伯的压力下令其自杀，《左传·定公十四年》载：“安于……乃缢而死，赵孟尸诸市。”本书《十过篇》曰：“董阏于，简主之才臣也。”死而陈于市；宰予宰予，字子我，孔子弟子，被田常（即陈恒）所杀不免于田常宰我被田常杀害事，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李斯列传》、《吕氏春秋》、《说苑》等书；范雎 jū，俗误作睢，战国时魏国人，秦昭王四十一年任秦相，封于应，称应侯，早年在魏国时，受诬陷而被打断肋骨折胁肋骨于魏范雎事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则愚者难说也，故君子难言也。且至言至言，包含着最正确最有价值的道理的话忤wǔ，不顺从于耳而倒与“忤”互文，亦违背也于心，非贤圣莫能听，愿大王熟察之也。
爱臣第四 本篇题为《爱臣》，实为替专制君王设计的制臣之策。故而只是取篇首二字，与中心无关，这是上古命题的一种常用方法，而在《韩非子》中却是特例；本篇另一个特殊情况是篇中多用韵语，读来琅琅上口。 从开头“臣闻”二字和结尾“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等文字看来，本文也是作者“货与帝王家”的呈文。文中韩非清醒地认识到君权旁落对专制君王的威胁，于是他向专制者了提出了一系列削弱臣下势力、防止犯上作乱的措施，显示了韩非丰富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暴露了他惨刻寡恩的思想本质。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旧注：威权上逼，故危其身；人臣人臣，依《孤愤》、《人主》、《说疑》当为大臣，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云：“案人臣当为大臣之误，与上文爱臣、下文主妾、兄弟各有所指，若泛言人臣，则与上下文不类矣。”太贵，必易改易主位；主与“妾”相对，谓妻也。礼以正室为主母妾无等等差，必危嫡子嫡子，正妻所生的儿子；兄弟兄弟，君王的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千乘之君，拥有千辆车的国家的君主，代中等国家的君主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徙其民，夺取君王治下的民众而倾倾覆其国；万乘之君万乘之君，指天子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君曰国，大夫曰家在其侧，以徙其威指刑赏之权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蕃息，滋生，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控制主而隆家隆家，使私家兴盛，此君人者所外作动词，摒弃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四美，指上文身贵、位尊、威重、势隆者，不求诸外，不请与“求”互文于人，议通“义”，声训为宜之而得之矣句谓人君于上四者处置得宜就无往而不适。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也指上文四美，则终于外终于外，被奸臣排斥在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 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从’犹‘以’也。”因为诸侯之博大博大，犹尾大不掉也；晋之分晋之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也，齐之夺齐之夺，公元前481年，齐国大臣陈恒弑简公，控制齐国政权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与上文“博大”义同，犹权重势大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此也。《尔雅·释诂》：“已”训为“此”，“以”“已”古字同，故“以”可训“此”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梁启雄《韩子浅解》引太田方说：“中”下脱“比之晋齐，下”五字，从上文文气看，当从，莫不从此术手段也。是故明君之蓄同“畜”，豢养，韩非站在专制君王的立场上，贱视臣子，故用“畜”字其臣也，尽之以法以法，以法裁之，句谓竭尽以法裁之之能事，质《广雅·释诂》：“质，正也。”作动词之以备句谓用各种措施督责大臣，杜绝其奸邪之心。故不赦死，不宥宽宥刑，赦死宥刑句谓赦免死罪、减轻刑罚，是谓威淫泛滥。威淫，权威外借，社稷将危，国家偏威偏威，君王大权旁落。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通“籍”威城市城市，指受封之地。本句当与下文“臣士卒”对仗，“威”字因上文“威淫”、“偏威”而衍，“藉城市”言征城市之租税入私家；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臣士卒，即以士卒为臣。故人臣处国国都无私朝私朝，指群臣间私下的聚会，居军无私交私交，私下的结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句谓府库中的财物不得私自借贷给人家。三句旧注谓“不欲令其树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通“驷”，四匹马拉的车从不得四从，不能乘坐四匹马拉的有随从的车子，不载奇单也，只也兵兵器，句谓车上不得载任何一件兵器。二句意在防范大臣太重，非传驿车非遽快，这里作名词，特指驿站里的马，载奇兵革铠甲，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不虞，不测之事，这里指大臣的反叛者也。 主道第五 本文在文体和主题上都与上文《爱臣》十分一致。 “主道”即作为君主之道。这个“道”从老子虚静无为、谦退自持的思想中引申出来，但与老子形而上的要言妙道异趋，已然蜕变为君王驾驭臣下的权术。在韩非这里，无为只是对君王的要求，其前提是臣下的人人自危，其目的则是保证“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保证君王对一切权力的“独擅”，即专制。其中昭示着道术分裂的路径，可以窥见中国思想史上道家无为哲学向刑名法术之学的嬗变。 道者，万物之始本原。《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道”是就哲学层面上言的，《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是韩非此句所本、是非之纪纲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端绪。故虚本书《解老》云：“虚者谓其� | |
